最伟大的烂尾电影，史上经典遗憾，令人唏嘘不已！_多洛夫斯基_圣山_沙丘

文｜不鸟万如一

著名策展人汉斯·乌里希·奥布里斯特（Hans Ulrich Obrist）曾发起了一个名为“AUP”（Agency of Unrealized Projects）的项目，专门搜集那些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的艺术作品，并将其展出。奥布里斯特指出，虽然建筑界常有未建成的设计方案被频繁展览，但艺术家们的“烂尾作”却极少有机会公之于众。

艺术作品烂尾的原因多种多样，最常见的莫过于资金链断裂。无论是建筑项目还是艺术创作，财务困境都可能导致半途而废。现如今，社会普遍崇拜执行力，热衷赞美那些为了完成作品而做出妥协的创作者，然而在艺术的隐秘角落，却始终藏着一批对功利主义冷眼以对的珍贵“未竟之作”。例如，大卫·林奇（David Lynch）导演的《沙丘》（Dune），这部改编自弗兰克·赫伯特同名科幻小说的影片，最初并非林奇构想，而是由另一位传奇导演——法籍智利艺术家阿列杨多·乔多洛夫斯基（Alejandro Jodorowsky）操刀策划。

如果《沙丘》得以按乔多洛夫斯基的构想拍摄，它将成为一部史无前例的艺术盛宴：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·达利（Salvador Dalí）、传奇导演奥森·威尔斯（Orson Welles）、摇滚巨星米克·贾格尔（Mick Jagger）、演员大卫·卡拉丁（David Carradine）联袂出演，前卫摇滚乐队Pink Floyd与Magma担纲配乐，科幻设计大师H.R.盖格（H.R. Giger）与法国漫画大师M?bius负责视觉布景，集结众多领域顶尖人才。这场“神仙聚会”的策划者正是乔多洛夫斯基。

直到2013年，导演弗兰克·帕维奇（Frank Pavich）拍摄了纪录片《乔多洛夫斯基的〈沙丘〉》（Jodorowsky’s Dune），这一传奇才得以重见天日。此前，乔多洛夫斯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，依旧停留在其1970年经典《鼹鼠》（El Topo）和1973年《圣山》（The Holy Mountain）这两部异色电影上。即使未曾观看过这两部作品，许多人对其传奇色彩也有所耳闻。

《鼹鼠》在纽约的午夜场放映吸引了约翰·列侬的注意，他说服披头士乐队旗下苹果唱片公司总裁艾伦·克莱因（Allen Klein）将影片正式引入美国市场，并投资乔多洛夫斯基一百万美元，助其拍摄《圣山》。然而，克莱因后来要求乔多洛夫斯基将女性主义经典《O娘的故事》改编成电影，遭到信奉女性主义的乔多洛夫斯基拒绝。为避开拍摄压力，他甚至逃离美国。愤怒之下，克莱因将《鼹鼠》和《圣山》冷藏长达三十年之久。

《鼹鼠》和《圣山》尤其是后者，深刻体现了1960至70年代美国迷幻文化的精神，以大量离经叛道、超现实的视觉符号和粗犷质感构筑影像世界。这些异色电影并非诉诸理性分析，而是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感官与身体。那个时代，几乎每位艺术家都服用过LSD，而LSD文化的核心理念正是基于“人类大脑认知有限”的假设。

尽管《圣山》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，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，它更像是那个时代特定文化氛围的产物。而纪录片《乔多洛夫斯基的〈沙丘〉》则揭示了这位导演更为宏大的艺术野心。若当年《沙丘》得以问世，那么《鼹鼠》和《圣山》可能就会被视为乔多洛夫斯基全盛期作品之前的试验阶段。

乔多洛夫斯基筹备《沙丘》的过程充满宗教般的狂热。他曾怒斥当时沉迷于吃汉堡的Pink Floyd成员，指责他们未能认清这是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电影配乐”的绝佳机会。他为了邀请古怪的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参演，曾跨越三国苦追不舍。与史蒂夫·乔布斯类似，乔多洛夫斯基拥有强大的“现实扭曲力场”，但不同的是，这部他心目中的巅峰之作最终止步未成。

若你是1970年代好莱坞电影公司的一名高层，面对这位此前仅有百万美元低成本电影经验的智利导演，提出拍摄一部长达14小时的科幻巨作，恐怕也难以批准。那个年代的好莱坞尚无勇气冒此风险。

我在今年三月于纽约知名艺术影院Film Forum观看了《乔多洛夫斯基的〈沙丘〉》纪录片。影片中，八旬高龄的乔多洛夫斯基与多位当年《沙丘》筹备团队成员畅谈往事，辅以大量珍贵的手绘画稿和筹备素材。

乔多洛夫斯基浓重的口音让导演帕维奇不得不为影片配上字幕，但这反倒与他毫无保留的热情表达相得益彰。谈及其早期作品《凡多与丽丝》（Fando y Lis）在墨西哥遭遇审查的经历时，他激昂地说：“在当时的墨西哥，年轻导演必须获得资深导演工会的批准才能开拍。我说‘什么？艺术还要审批？艺术家应当自由！我就要拍我的电影！’”

这类率性言论贯穿全片，令观众忍俊不禁。无论你之前是乔多洛夫斯基的忠实影迷，还是仅凭谷歌搜寻过相关信息，都难以预料此次观影会如此欢乐。毕竟，这位导演的首部作品《凡多与丽丝》中竟用影像巧妙借位，将女演员的私密部位变幻为一群猪猡，充满血腥、暴力、色情、亵渎与恶搞元素，极具冲击力。

相比之下，《沙丘》则显得更加宏大而深邃。虽然电影未能问世，但纪录片中我们已感受到乔多洛夫斯基思想的演变。他依旧是个控制狂，但学会了放手与信任。

能够将达利、奥森·威尔斯、米克·贾格尔、Pink Floyd、Magma、盖格和M?bius等巨匠聚集一堂，需要非凡的“现实扭曲力场”，而这样的领袖也必须懂得给予他们创作自由。筹备期间，乔多洛夫斯基对这些大师的管理风格，宛如1970年代迈尔斯·戴维斯（Miles Davis）对待自己的爵士乐团一样。正如基思·杰瑞特（Keith Jarrett）、约翰·麦劳夫林（John McLaughlin）和奇可·科立亚（Chick Corea）日后各自发展独立事业，《沙丘》团队解散后，其成员和创意也在不同领域开花结果。

纪录片传达的核心信息是：乔多洛夫斯基的《沙丘》堪称影史上最伟大的“烂尾之作”。导演帕维奇将M?bius当年为《沙丘》设计的画稿和盖格的布景，与后来多个经典科幻作品如《星球大战》、《异形》、《夺宝奇兵》，乃至近年的《普罗米修斯》作了对比，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与传承。

在帕维奇和乔多洛夫斯基看来，《沙丘》虽未能实现，但其精神早已渗透进电影的各个角落。用乔多洛夫斯基的话说，“好莱坞实际上是在利用我的团队！”如果这部电影在1970年代完成，或许定义当时科幻流行文化的将是它，而非《星球大战》，影史进程也将因此改写。

历史无法假设。无论我们如何想象乔多洛夫斯基版《沙丘》的辉煌，现实中他仍被定格为由《鼹鼠》和《圣山》铸就的“异色导演”形象。嘲讽好莱坞的商业保守主义令人畅快，但现实情况或许并非那么糟糕。

尽管《沙丘》未成，乔多洛夫斯基与M?bius将筹备过程中的构思化为精彩绝伦的漫画作品《The Incal》。对于不愿受限于任何框架的艺术家而言，漫画或许比电影更为合适。

作为迷幻时代的遗民，乔多洛夫斯基在当今社会可能被视为近乎疯癫的神棍。他涉猎炼金术、塔罗牌、禅宗和萨满教，出版书籍，发行黑胶唱片，涉足戏剧、行为艺术、电影和漫画，是实实在在的跨界艺术家。

这种广泛的知识涉猎必须置于1960、7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理解。若将那场反文化浪潮比作火山爆发，其喷发出的岩浆和火山碎屑，便在随后数十年间缓慢扩散，影响至全球。自上世纪60年代起，美国音乐家纷纷远赴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日本求取灵感。《全球目录》（Whole Earth Catalog）倡导无差别对待艺术、科技与科学，推动知识边界的融合。随后，个人电脑革命、互联网革命、全球化浪潮相继席卷，旧有秩序被彻底打破。

在乔多洛夫斯基的时代，跨学科吸收知识是一种扩展认知边界的方式。而四十多年后，当斯图亚特·布兰德（Stewart Brand）高呼“access to tools”的口号时，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工具泛滥的时代。与工具泛滥相伴的，是工具理性对社会的再度统治。对乔多洛夫斯基而言，最重要的莫过于凭借人类精神力量超越所有技术与领域的界限。他曾评价著名特效大师道格拉斯·特朗布尔（Douglas Trumbull）：“他是技术高手，但对我来说，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人。”这或许是乔多洛夫斯基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。